第三，农业价值链各参与方可借助互联合同联动，从而实现各方之间的动态信用向银行信用的转换，这有利于降低信用信息获取成本和风险甄别成本，因此，金融机构应积极探索农业价值链金融服务机制，推动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因此迫切需要一家大型的金融机构如保险或银行机构充当支柱业务平台，使发展跃上一个大的台阶，才有可能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对投资股权比例未做限制，这个管理办法也适应资产公司。
从国内外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经验来看，无一不是通过并购方式实现做大做强的，可以说，并购是金融机构快速成长的不二法门。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近年来发展迅猛，近10年来的保费收入年均增长率达到24.7%。未来信托业的发展得力于几大因素的推动：一是适度较快的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结构调整对信托需求将快速增长。一是自身能做大做强，成为企业主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因此必须有持续增长的业务流，有良好的收益性，最好处于行业上升期。与华融、信达相比，东方既缺银行，又缺保险，目前为证券+其他的平台业务格局。
而我国金融租赁尚处于类信贷阶段，咨询和服务还没破题。而信托、金融租赁等由于其市场空间不如三大主流业务，难以做得很大。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只需要专注于那些高信用且最有利可图的客户，就足以得到丰厚的回报，而金融科技为市场提供更为便宜和更易获得的替代品，直接锁定低端金融消费者，产生全然一新的金融消费群体。
这一模式因其可操作性更强，预计未来会有较多国家和地区推出类似的制度安排。从广义来看，互联网金融具有高科技性、革命性、民主性和合作共赢性，[6]与金融科技的本质特征极为接近。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发布了题为《金融服务的未来：破坏性创新如何重构金融服务的结构、供应和消费方式》的报告，从金融服务领域创新的总体趋势判断、金融服务行业六大关键领域的变革，详细描绘了基于金融科技发展的金融行业发展和业态创新的未来。在充分肯定专项整治行动成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业界和学界人士的担忧或争议：专项整治行动是否会给互联网金融发展设置人为阻碍，导致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全面萎缩？这种急风暴雨式的应急性的运动式监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综上，我国金融科技（主要是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达到的目标在维护金融市场稳定与推动金融创新两级摇摆，没有实现双赢。
[4] Dorfleitner, G. Hornuf, L. etc., FinTech in Germany, Springer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7, p. 5. [5] See PWC, Gobal FinTech Report--Blurredlines: How FinTech is shaping Financial Services 3 (March 2016). [6]许多奇：《互联网金融定义刍议》，《文汇报》，2016年4月1日，第13版。因此，监管者学习技术需要知难而进、坚持不懈。
既可能给金融业发展转型带来机遇，也可能给金融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冲击。在2008年之后的近十年中，电子金融服务（DFS）作为一股新潮流在发展中国家出现，并转化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普惠金融。[19]它指将新技术应用到现有监管过程中，以促进达成更有效的风险识别、风险衡量、监管要求以及数据分析等活动。所谓破坏性创新，暗含着大量潜在的根本性的结构性改变、或与重大冲击相关的真正变革。
[35]金融服务产业越来越多的使用科技，监管部门也必须借助科技的力量才能获得评价之前无法测量的金融风险的机会，并使得风险管理全局化、全体系化成为可能。未来的一两年内，预计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asel Committee onBanking Supervision，简称BCBS）、国际证监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简称IOSCO）以及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Supervisors简称IAIS）等行业监管国际委员会将发布进一步的金融科技评估报告，同时，针对金融科技的发展，现行国际监管框架、指引和标准中是否存在不适应市场发展的内容需要修订，是否需要制定新的行动计划，各委员会都将作出专业权威的判断。当这种替代性变革还只是以替代性潜力的形式显示时，监管者不应忽略，而应有所警惕，能够捕捉，并及时作出监管回应。总地来看，针对金融科技创新变动不居的特点，各国都趋于尽量将监管科技与金融科技同步，在强化内部监督、服务与技术标准化的同时，探索监管规则的制定。
一些国家的孵化器安排也属于这一模式。这种运动式的监管方式有力地打击了互联网金融领域的违法违规经营现象，清肃了一大批不合格乃至涉及违法犯罪经营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引导互联网金融行业步入规范创新的正确轨道。
[34] 金融科技在其兴也勃焉的同时，它所具有的法律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也在不断叠加和集聚。因此，有必要认真总结经验，借鉴英国监管沙盒等模式的优点，紧密结合我国金融科技发展的实际，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监管科技新模式。
区别仅在于：金融科技强调科技对于金融的支持作用，而互联网金融则更突出互联网＋背景下金融的创新。[33]该观点得益于作者2017年7月19日下午与MIT商学院的Andrew Lo教授访谈中的启示。但这一模式一般不涉及创新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或虚拟测试。如果监管机构能够把测试作为衡量金融科技创新对金融市场潜在影响的工具，监管者就可以利用这些技术分析信息进行政策工作、监管和监督。二是在监管路径方面，我国目前采取的是几乎完全针对现有金融机构的自上而下的监管路径，且当前金融体系中的加杠杆、规模和关联性、以及垄断租金等深层特征还在不断强化着当前体系，这一固有格局已经阻碍了金融体系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效率提升，有必要增加新的监管路径，关心、支持科技金融企业，更好地发挥市场和技术的创新动力，实现激励金融创新与保持金融稳定的双赢监管目标。二是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相互学习，即政府、监管部门、传统金融机构以及金融科技业等相关主体的沟通合作。
1、国际组织：调研、评估金融科技，监管科技框架指日可待 监管科技彰显出巨大的革命性价值，引起了国际组织的普遍关注。[35]学习型社会采用与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的增长和发展视角，强调现代社会知识产出丰富，信息不对称问题愈加显著，这些知识内嵌于个人、公司以及社会之中，知识如何改变、传播以及应用将会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28] （二）国际监管科技的实践探索 金融科技的进步为金融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也给金融监管层面带来新的挑战。[21]德勤2015年发布了一篇题为《监管科技是新的金融科技吗？》的报告，提出监管科技具有以下几个核心特点：第一是敏捷性，即对错综复杂的数据组进行快速解耦和组合。
的确，技术与金融的联姻由来已久，自从1967年巴克莱银行发明了自动取款机（ATM），形成了新的银行服务渠道开始，到1968年计算机交互管理局于英国成立，再到全球银行间金融通信系统（SWIFT）于1973年建立，自此金融技术从电报走向电子化和全球化。他在讨论经济周期时，提到创新是让过去的固定资产设备和资本投资过时、无效或者贬值，通过创新产生大量新的资本（利润）来加以弥补。
我国的监管机构要能做到在监管活动中充分运用技术手段，自身必须坚持不断学习的科学态度：一是学习技术。二是监管者还应该留意正在被赋予内涵的金融新需求及其在市场上的认可程度。插上科技翅膀的金融，具有更强，更广和更快的破坏性，其对金融体系的冲击后果更难以预测。参见Andrew W. Lo, Adaptive Markets: Financial Evolution at the Speed ofThought,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361-362. [34]参见王家卓、徐红伟：《2014年中国网络信贷行业蓝皮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0、45页。
金融科技的主要模式都较快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与之不同，沙盒是一种新工具，它依赖的是一种真实但受到限制的测试环境。
这种宽容性监管主要表现为市场准入的宽容和监管政策的松动。其次，监管者必须能够捕捉具有高度指示效应的替代性潜力。
[9]有时，这种改变是象征性的，例如预防性变化或过程微调。移动支付是支付领域的一场深刻革命。
[39]徐忠、孙国峰、姚前：《金融科技：发展趋势与监管》，中国金融出版社2017年版，第365页。[15]不管是从单纯的关注市场效率到因金融稳定等公共利益目标的介入，还是从单一国家干预到多元化金融治理的现代监管，监管体系均已与金融部门大厦融为一体，成为其基本的组成部分。考虑到金融科技具有破坏性创新本质以及科技监管必须量身定制的特点，美国的创新指导窗口和创新加速器的监管模式具有更多的灵活性。典型的范例如，在2007年次贷危机之前，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运用数理模型管理大量长期非流动资产池信用风险的手段，替代了传统金融管理风险和分散风险的渠道。
阻碍监管者预见结构性冲击还有其他因素，特别是当一国采取金融抑制体制时，监管者与被监管的传统金融存在公然合法的利益关系，对任何可能损害到正规金融利益的金融创新行为持有消极态度。与熊彼特的悲观主义色彩不同，克里斯汀生的理论是基于微观经济学层面作出的更深入的分析，更积极且具有说服力，它一定程度上改进和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可以预计，央行金融科技委员会的成立，对于未来数据共享机制的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完善以及产学研用全方位携手都将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此外，并不排除限制现有法律框架，采取豁免式监管的方式，或者推行一种监管沙盒的替代方案，等等。
[3] 对于什么是金融科技？目前世界上尚无统一的定义。[8]这种变革是在产品、过程、功能性服务或者效用改变方面获得与以往截然不同的表现或者价值（特别对于消费者而言）。
